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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父亲送进监狱后 她仍不原谅母亲(把自己父亲送进监狱)

发布时间:2022-11-26 17:53:47来源:
这是迄今为止,国内“亲生父亲性侵女儿”案件中,判决刑期最长的一个。

“强制猥亵罪,法律规定刑期为五年以内,强奸罪的刑期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。”汤小甜说,庭审中,代理律师帮她努力争取,希望对她的父亲汤某涛判刑15年。

一审判决汤某涛以强奸罪被判刑8年,以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刑5年,两罪合计执行刑期12年半。汤小甜很高兴,她读过许多同类案件的判决书,“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了。”

但从情感上,她认为还不够,“客观来说,一个女孩被自己的父亲侵犯,是不能接受也不能原谅的。我觉得应该判20年、30年甚至无期徒刑、死刑都不为过。”从15岁受伤害,18岁被强奸,经历过无数个梦魇之夜后,汤小甜正在变得华丽且强大,强大到终于亲手把父亲送进了监狱。

2021年12月,汤小甜在律师万淼焱(左)、男朋友的陪同下报警。

审判

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被告席前,播放的20分钟视频是开庭前6小时才录好的。

视频中,汤小甜总体平静,只在某些地方,仿佛仍然被语句后面不堪的记忆所干扰,有一丝紧张,或停顿片刻。她向法庭讲述了从2009年至2013年期间,在多个时段,被父亲汤某涛强无数次强制猥亵,强奸未遂以及一次强奸的经历,“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修复自己的情感……我把自己修复好了以后,才敢坐在这个镜头前,向法官、向司法机关、向社会大众去揭发他当时的暴行。”

因为在非洲工作,8月19日的开庭,汤小甜只能用这种方式参与。代理律师万淼焱说,播放视频时,汤某涛“一直不敢抬头看女儿”。

汤小甜的悲剧起源于父母无爱的婚姻。1994年,汤小甜出生后不久,医学本科毕业的父亲汤某涛就去了深圳从医,很少回家。4岁那年,父母离婚,汤小甜由母亲刘芳抚养。由于母亲文化程度不高,收入较低,汤小甜是一边听着母亲大骂父亲,一边被迫打电话找父亲要钱上学长大的。从出生至今,她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“加起来不到一年”。

2009年,汤小甜考上了北方一所三本大学。母亲拿不出学费和生活费,当年年底,按照母亲要求,她坐火车去深圳找父亲。在深圳的几天,她遭到父亲“摸胸”等猥亵。彼时,汤小甜只有15岁。2011年1月大二寒假,迫于经济压力,汤小甜去深圳,再次被汤某涛强行抚摸胸部和下体。汤小甜反抗,被打了一巴掌,她逃往同在深圳的三叔家,7天后独自回河南。前两次猥亵,汤小甜告诉了母亲和三叔,后者没有采取措施。2011年7月暑假,汤小甜再次前往深圳找汤某涛要学费,又遭到强制猥亵。她从深圳逃到东莞,乘无座火车回家。

2009年12月汤小甜在大学校园,是第一次遭到父亲猥亵的前夕。

2011年10月底,汤某涛前往汤小甜的学校,以“父爱”的名义对汤小甜洗脑,并以“报考考研辅导班”和“买笔记本电脑”两件事为条件,诱导汤小甜18岁后与其发生性关系。这次谈话,汤小甜偷偷录了音。

2013年4月,汤小甜考上研究生,需要1.32万学费。她再次找到在郑州装修新房的汤某涛,汤某涛在出租屋内多次猥亵女儿。6月,汤某涛以让女儿为其辅导英语为由,先后两晚将汤小甜的衣服脱光,实施猥亵,并试图强奸,但由于担心汤小甜奶奶发觉而中止。2013年6月底,汤某涛在其妹妹的出租房内强奸了自己的女儿。

事情过去8年后,直到2021年11月,从工作地埃塞俄比亚回国的汤小甜才向郑州郑东公安分局报案。2022年1月,汤某涛被检察院批捕。2022年8月19日,该案在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。检方指控了汤某涛从2009年至2013年对女儿汤小甜实施的7项强制猥亵、强奸罪行。

2021年12月,从非洲回国内后,汤小甜在深圳约谈父亲汤某涛。

从庭审记录看,汤某涛显得慌张,表达语无伦次,反复强调“有一半指控是虚假的”“要学费是一个谎言”,声称此事是“一个巨大的陷阱”,说自己被汤小甜的母亲刘芳“算计了”,是“她幕后操纵导演,处心积虑,蓄谋已久的一个阴谋。汤小甜表演陷害我”。

在侦查和庭审中,汤某涛均承认了从2009年至2013年多个时段,对女儿的强制猥亵行为,并当庭表示“这是错误的,我现在深深地认这个罪”。但他否认2013年6月底的强奸,称“并未插入”。

11月4日,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,“被告汤某涛作为被害人汤小甜的父亲,罔顾人伦,对亲生女儿实施强奸行为,并长期、多次对汤小甜实施猥亵,且有在汤小甜未成年期间对其多次猥亵的情形,导致汤小甜长期失眠、精神抑郁,性质恶劣,后果严重,应予从重处罚。”

最终,汤某涛因强奸罪被判刑8年,因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刑5年,两罪并罚共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。

按照刑法,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期为五年以内,追诉期不能超过五年;强奸罪的刑期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。“但是汤某涛的强奸行为发生在猥亵的追诉期内,所以猥亵罪的追诉期限从强奸之日起计算。”代理律师万淼焱说,“是刑法的规定让他罪有应得。”

两次录音

一般来说,由于性侵案件多发生在隐秘空间和特殊人物关系间,往往面临证据缺乏问题。而汤小甜控告汤某涛强奸、强制猥亵一案,在过去9至13年之后,却得到了充足的证据支撑,堪称一个奇迹。

例如,判决书中法庭认定的多起事实中,2009年12月寒假第一次遭受性侵的情节,“有被害人汤小甜的陈述,证人刘芳(汤小甜母亲)的证言,某大学学生证及学费收据,2011年10月29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、2021年12月11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,被告人汤某涛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。”

2013年6月底的强奸事实,“有被害人汤小甜的陈述,证人刘芳、陆某、白某、杨某(三人均为汤小甜的朋友)的证言,2021年12月11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,被告人汤某涛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。”

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,是2011年、2021年的两次相距十年的录音。

2011年10月,汤某涛的新婚妻子已怀孕,他到汤小甜的学校,父女二人有一次半小时的谈话。一万多字的文字整理稿中,17岁的汤小甜处在弱势——只说了500个字左右。汤某涛对汤小甜实施了大量的精神控制和洗脑,“所有女孩的第一次都是跟爸爸的”,“爸爸光着身子走来走去,让你知道男人。因为你是单亲家庭,没见过男人的东西,都让你知道了。爸爸怕你好奇,怕你被别人骗了。”

2011年10月的谈话中,汤小甜用诺基亚手机视频录音,这是视频中的一个河边画面。

在谈话中,汤某涛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强调“爱(性爱)”,“爱爸爸,爸爸会珍惜你,爱惜你”,“一辈子,爸爸最爱你,你是我最后的爱,我是你第一个爱”。记者粗略统计,这次谈话中,汤某涛提及“爸爸爱你”或“爱爸爸”意思的表达近30次。

他甚至主动谈及此前对女儿的猥亵行为,“(2011年)放暑假的时候,怎么跑了呢?是因为那子(方言)爸爸抱你是吧?爸爸抱你,爸爸下面有反应了是吧?”

为了让17岁的汤小甜“放得开”“想开一点,不要笨”,汤某涛告诉女儿,“任何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第一个男人就是爸爸,最爱的、第一个爱的男人就是爸爸。”他还说,“有些东西就是虚伪的、虚假的、骗人的。法律就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,伦理道德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秩序,维护封建统治的。”

汤某涛劝说汤小甜寒假再去深圳,诱导她同意发生关系。并在接下来“买笔记本电脑”的话题中,将其作为交换条件,“只要答应爸爸,爸爸什么都给你”。

汤某涛没发现女儿在录音。他甚至预测到未来可能的“刑事危机”,暗示女儿,“你肯定也不会害爸爸,对吧。爸爸很惨,现在去坐牢了,你一分钱都没有了,而且名声还难听是吧。假设我要犯罪了,我要死了,我(现在)又领结婚证了,那第一继承人就变成她(新任妻子)了,是吧?”

第二次录音发生在2021年。当时,汤小甜已经找到了律师万淼焱。在后者指导下,她去深圳约见父亲。在此之前,父女俩已经断绝往来8年。

在广场边的凳子上,汤小甜以“即将结婚”为由,跟父亲谈了许多往事。谈话中,汤某涛承认了长达三四年时间里,对女儿实施的多次猥亵和一次强奸。他还补充了汤小甜早已忘记的“完事后,我让你去卫生间洗洗”等细节。在这次“告别过去”的谈话中,汤某涛依然“深情”表达了对女儿身体的渴慕。这次,汤小甜录了音,不远处的男友用摄像机录了像。

今年8月的庭审中,汤某涛承认,这两次,他都对录音不知情,因此所说的话都是“无心的”。他试图以此证明自己被陷害了,但对法庭而言,这恰恰证明了两份录音的真实性。

“抖腿勾引”

汤小甜几次试图抗争和逃避。

她第一次去深圳,因晕车昏睡被父亲摸胸,又因被诊断为阴道炎后被父亲塞药之后,打电话求助母亲。未果。回到老家后,她再次提起此事,母亲的回答是,“你爸爸说,你老是抖腿,勾引他。”妈妈还对她讲起邻居家某个继父和女儿发生性关系的事,某个爷爷对孙女进行猥亵的事。汤小甜觉得,仿佛在妈妈眼里,这种行为只是稀松平常的,并不需要阻止或报警。

她从此知道,妈妈是靠不住的,“说了也没用”。

无人制止,让汤某涛变得更肆无忌惮。

2010年底,大二寒假,汤小甜第二次去深圳问父亲要钱。遭到猥亵后,她强烈抗拒,被父亲打了一巴掌,一气之下离开家,去了同在深圳工作的三叔家。她对三叔讲了自己的遭遇,又对妈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开,但两个长辈对此无动于衷。“大家好像把它当作一个丑事。”汤小甜尤其看清了母亲的“麻木,没有同理心”,“她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,就像是别人家小孩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。”

此后3年,一次次遭受父亲的猥亵甚至被强奸后,汤小甜再也没对妈妈讲过。

2021年12月初回到国内,汤小甜决定报警的时候,刘芳还劝女儿,“你不要报警。你爸爸力量很强大,你根本斗不过他。”汤小甜看到了妈妈那种“骨子里传统女性的劣根性”,“就是那种‘男人都很强,女人都很弱,女人就应该逆来顺受’的思想。”

最初,汤小甜也对报警、起诉没多大信心。但随着各项程序的进展,她的信心越来越强。

在非洲的异国他乡,汤小甜才慢慢走出黑暗与痛苦,实现心理疗愈。

2021年年底,汤某涛被关进看守所后,汤小甜遭到了来自父亲家族长辈的辱骂——他们打来电话质问,“他年纪这么大,以后的人生该怎么走?”

三叔的辱骂最具有伤害性。2021年12月31日,三叔加回汤小甜的微信,从下午14:35开始,用尽恶毒的语言辱骂汤小甜,一直骂到19:00。“到处说自己被强奸了,你要脸吗?”三叔诅咒她,“记住,你的一生会和你妈一样!”

他还要求汤小甜“还钱”。汤小甜算了算,读书那些年,三叔给她的钱约在2万至2.5万之间。当天,汤小甜哭得没有力气,冷静下来后,她给三叔转账5万,“加倍奉还”。她在微信中对三叔说,“请不要诅咒我的母亲。她的不幸来自于年轻时错误地嫁给了您的亲哥。”

但三叔仍不罢休。“你把‘强奸’两个字挂在嘴上,让全世界都知道,你要不要脸?你还是没结婚的女孩子啊。”“对你看错了眼,当初他一分钱就不该给你,你活该饿死最好。”最后,三叔提到,小时候,母亲带着幼年的汤小甜去深圳,“像两个要饭的”。他说自己为母女俩安排住招待所,请吃饭,请假带她们玩,“所有一切换来你及狗男人(男友)的骂。”

汤小甜说,三叔的确对她很好。每次父亲不给钱时,她对三叔哭诉,三叔都会掏出一两千,“虽然不多,但对当时的我的确是救命钱。”高三毕业的暑假,她去深圳讨钱,爸爸不理她,是三叔打车带她去看了电影《阿凡达》。“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电影。三叔其实不感兴趣,看到一半他都睡着了。”因此,过去很多年,汤小甜对三叔寄托了一种父亲般的情感。

但三叔在哥哥性侵侄女的事情上,却没有任何干预。此次汤某涛被警方传唤后,三叔给汤小甜打电话,“他说,大哥就算杀人,他也要给他送饭,给他请律师。”

因为三叔的羞辱,汤小甜差点要放弃了,“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对的,双方生活都步入正常了,我不应该把自己弄到这么‘不要脸’的地步。”

“一直到一审结果出来前,我都非常难熬。”汤小甜说,在郑州公安局里,她对着不同的警察不停复盘过去的遭遇。她担心“不停地复盘,最后报警带来的收益是零”。

直到去了非洲,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和习俗,之前的压迫感似乎才一放而空。她心情变好,重新勇敢起来。回过头看,汤小甜觉得,吐露和复盘这些在内心郁积多年的遭遇,不但不是“耻辱”和“二次伤害”,反而“对我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”。

去了非洲,脱离了原来的环境,压迫感似乎一扫而空

“有父母,还不如没有”

一审结果出来,汤小甜感到一丝开心——但不是那种复仇成功的快感,“就是看到一个人,终于有了恶报,一件事终于有了一个正义的结果。并不是我赢得了什么,而是顺理成章的,本该如此。”

她也不认为事情就此结束,“还需要那些对犯罪漠视、助纣为虐的人认识到错误并道歉。”

比起父亲的伤害,汤小甜觉得,这13年,母亲带给她的是更深层次的伤害。

2021年底报警前,汤小甜就敦促母亲去公安局作证,但刘芳“找出千种理由拒绝”;汤某涛被起诉至法院后,刘芳劝女儿,“汤某涛力量很大,你斗不过他的”。汤小甜看得到母亲身上根深蒂固的“懦弱、愚昧”,只能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。

为了挽回女儿,刘芳终于答应作证。8月庭审前一天,她从老家赶到郑州,和万淼焱一起,给侦办此案的刑警送去了家乡特产——咸鸭蛋和挂面,“这样难的案子都破了,(警察)该得1000分”。但当天深夜,刘芳又打退堂鼓了,“我去了有什么用呢?我又说不过他。”万淼焱立刻给她鼓气。

第二天,刘芳勇敢出庭了。她说,从2009年女儿上大学到2016年研究生毕业,因为学费问题,她每次放假都让女儿去找汤某涛要钱,“每次一星期到半个月不等。只是每次回来,女儿都给我说,被她父亲猥亵了。不是摸胸就是摸下体。”

2009年第一次猥亵后,女儿给刘芳打电话哭诉,“说不想活了”。刘芳向河南110报了警,又打给深圳警方,但因她表述模糊,事情不了了之。“我心里是很难过。总希望下次会好的。”她还安慰女儿,“他是医生,是你父亲,没事的。”

她还回忆,2013年暑假女儿从郑州姑姑家回来后,变得“脾气很差,经常哭,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”。“我问她,她也不说。”刘芳对法庭陈述道,“还有几次差点自杀,有几回还让我拿刀把她爸爸砍死。要是能砍死,她就什么都听我的。”

2013年的博客中,汤小甜常常为学费苦恼,害怕失学。

直到2021年10月底至11月回国,汤小甜还是“一直哭闹,说很痛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”。以至于刘芳做了饭,女儿不吃,也不跟她说话。后来,还是女儿的男友马克告诉她,汤小甜在2013年被汤某涛强奸了,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。

刘芳的供述构成了本案的有力证据之一。但汤小甜说,妈妈之所以愿意去派出所协助报警、出庭作证,是在她“断绝母女关系”的威胁之下才做出的。汤小甜还听到,后来刘芳去跟她自己的朋友聊天,朋友也说,“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?”这让刘芳再次强化了自己当年“没错”的想法。

因此,她认为妈妈的那些妥协,只是出于权衡利弊,并不能证明她真的“反省、悔悟”。

自2016年出国后,汤小甜就逐渐不再和妈妈联系。最近两年更是接近“断了母女关系”。汤某涛被刑拘后,汤小甜回到非洲,拉黑了母亲的微信和电话。从那以后至今,都是男友马可在母女俩中间斡旋、传话。

“见到我妈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。只要见到她,我就会出现应激反应,情绪崩溃。”汤小甜说。甚至别人劝她和妈妈和好,她也不能忍受。她尝试去看一些“治愈母女关系”的书,但只要看上几页,就失去了耐心。“实际上,我对我妈的仇恨不亚于对我爸的仇恨。”汤小甜说,在“不能原谅”这件事情上,爸爸和妈妈两个人是“地位平等的”。

“我无法理解一个父亲为什么会性侵自己的女儿;我也同样无法理解,一个母亲在明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亲生父亲,或者陌生男人性侵的时候,还可以无动于衷。”汤小甜说。

庭审前,有关此案的新闻报道下方,有网友评论说,“那是被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两个人背叛的感觉”——这则评论击中了汤小甜的内心。

“承认自己不爱自己的母亲,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承认自己有一个很垃圾的母亲,承认她不配做母亲,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。”汤小甜觉得,这些话,说出来会很伤人,因此她不愿见到妈妈。某种意义上,汤小甜把自己看成一个“孤儿”, “有时候我想,我这种有父母的,还不如那些没有父母的好。”

直到今天,刘芳一直没有向女儿道过歉。也因此,汤小甜说,“我没有办法原谅她”。

不做“房思琪”

在观念上,汤小甜和代理律师万淼焱有着某种契合——两人都表达过对台湾女作家林奕含那本影响巨大的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的“不喜欢”。

万淼焱说,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女生看了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后,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,导致“阴影放大,创伤加重了”,“她们忽略了那是天才女作家的小说,虽然是自传性的。”汤小甜就是如此。2017年3月,看了这本“心理描写非常细腻”的书后,她陷入极其低落的状态,并被诊断为抑郁症。医生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做心理咨询。但她觉得,“这种事情,需要自己去疏解,光靠外部力量,作用还是很薄弱的。”

2017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为汤小甜开具的处方,分别为失眠、抑郁性精神障碍药物。

真正能够治疗这个“心病”的,是“让犯罪者受到惩罚”。

一开始,汤小甜对报警心里没底。但她有2011年那次在学校河边的“偷偷录音”(实为诺基亚手机的录像)。“那段录音,我怕电脑坏了丢失,2012年存进了网盘,那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。”后来,她甚至忘了网盘密码。直到去年11月报警前,她和男友找来懂技术的人帮忙解密,下载下来。

直到听完那段录音,沉睡在心底的疼痛、尊严、屈辱再次被刺醒。“里面有很多他承认猥亵情节和诱导性交的内容。”震惊之余,她坚定了要报警、惩罚的决心,“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录更多的音。但我明白当时自己的弱小。”她在网上搜索了许多同类案件的文章,看到河北任丘小冉被性侵案后,她觉得小冉的遭遇和自己很像——都是遭遇性侵多年后再去追责和起诉,因此辗转找到了小冉案的代理律师万淼焱。

在有一点上,汤小甜很认同林奕含。2017年3月,林奕含在一次采访中提到:“书里那个老师的原型人物,我常常跟我的医生说,万一那个人哪天老死了、寿终正寝了,我会轻视自己一辈子……我不是生来就会仇恨别人的人,可是我确实地想要物理性地伤害他,但我做不到”。汤小甜说自己也是一样,“如果我爸过得太好,不断再娶、生子,将来子孙满堂,颐养天年,那我的良心也过不去——他做了那样的事情,怎么还可以过得那么好?”

万淼焱告诉汤小甜,一位北大六院的心理专家讲过,“遭遇性侵之后,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。当施暴者受到惩罚的时候,对受害者的心理重建会有很大帮助。如果施暴者没有受到惩罚,那么对受害者的伤害就会一直持续和加重,更谈不上心理恢复。”

与“房思琪”不同的是,汤小甜遭遇的性侵不是持续的,而是在三四年里断断续续的;与“房思琪”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相比,汤小甜随着时间流逝将那段经历“封存起来”,甚至本能地遗忘,“我努力强迫自己不要陷到里面去。”

为什么在十多年后“突然”报警?2021年11月,从非洲回来,见到妈妈,母女俩再次争吵起来。想到这些年里,自己和妈妈之间裂痕的根源都是因为那些事,汤小甜觉得不公平,“我没有必要再忍下去了。”

另一方面,她觉得,“要让一个人为他做的恶付出代价。如果他不付出代价,就是对我的加倍伤害。”在过往看到的同类事件新闻里,汤小甜一直感到,只有让施暴者受到法律制裁和惩罚,只有赢得“公平”,才是对受害人身心伤害的最好“治疗”。

“大声说出来”

2022年5月,汤小甜与男友在非洲结婚。

从外表看,被猥亵、被性侵的经历连同那个贫困、悲惨的童年并没有在汤小甜身上留下太多印记——她阳光明媚,用流利的英语与人沟通。

从2014年到华东某省读研究生后,汤小甜就在学校的帮助下,频繁做英语家教,每月收入三四千元。在没有亲人支持的情况下,19岁的她实现了经济独立。从此以后,她再也没问父母要过一分钱,也与汤某涛彻底断绝了来往。

某种程度上,这是汤小甜“变得强大”的开始。“只有经济独立,精神才会更独立一些。”2016年研究生毕业后,汤小甜曾在国内及非洲有过并不顺利的职场经历。直到2018年去埃塞俄比亚工作,境况才逐渐好起来。

在非洲埃塞俄比亚,汤小甜的生活开始变好,并结婚。

她把那些痛苦的遭遇向男友马克倾诉,而后者有着足够的耐心和包容。去年11月之后,取证、报警、律师费已经花了十几万元,但马克鼓励她“要做下去。就算花更多的钱也是值得的”。

此前被媒体报道后,有网友担心,“如果当事女孩被人认出来的话,那她以后还怎么做人?”但汤小甜不以为然,“我不是很能理解,为什么经历过这种事情以后,我就不能做人了?”她想到了韩国电影《素媛》——小女孩的惨痛遭遇被“无良媒体”大肆报道,一家人也因此成为世俗目光中的耻辱。汤小甜无法认同这种逻辑,“我是受害者,我又不是那个施暴者。为什么反而我要去背负这样的道德枷锁?我做错了什么吗?”

在2009年之后的多年里,汤小甜曾经向多个她信任的同龄人吐露过“遭受亲生父亲猥亵、性侵”的经历。几乎无一例外,这些朋友在同情的同时,立刻提醒她,“这件事情,除了我,你不可以再告诉其他人了。”

为什么所有人都把自己禁锢在“家丑不能外扬”的道德教条里,而让性侵犯罪得不到及时揭露和惩罚?这是汤小甜始终不能理解的,“其实就是在告诉你,你要一个人承担,要一个人去消化、吞咽。”更重要的是,这种社会习俗和惯性,一次次压制了她报警的冲动,“我都怀疑我报警的想法是不是对的。”

她也遇到过一些有类似遭遇的女孩,“比如被邻居家哥哥猥亵”。她不能理解,为什么当女孩子受到性侵,“尤其是家庭内部性侵时,就应该不要说出来”,甚至大部分家庭成员还按法庭要求,对性侵者出具刑事谅解书。

而汤小甜一直信奉的价值观是,只要遭到性侵,就应该“大声地说出来”。

“就算我拿个大喇叭,在街头上去说这件事,这都没什么。就算我告诉全世界所有人,那我也觉得我没有错。”这些年,她也的确把这段经历告诉过一些朋友,毕竟“没什么好羞耻的”。甚至一些连汤小甜都忘记了的的具体情节,朋友们还帮她记得。在2022年的警方侦查和庭审中,这些证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这种价值观和勇气,汤小甜说,实际上是一种从少女时代延续而来的叛逆心理。“早年,大家都不让我说,导致我不敢说,但生出了叛逆心理。现在我觉得没什么,因为无论是父母离异,还是遭受过性侵,都只是一个‘普通的故事’。”

“性本身是不需要被修饰的事情。被性侵更不应该是一个羞耻或者不能说出来的事。而无论因为性格内向,还是觉得羞耻,大部分被亲友、领导性侵的人会选择隐忍——那就成了一种剥削。”海外工作的经历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汤小甜逐渐打破了传统的“性禁忌”观念。

她变得更勇敢,也更有勇气接纳自己了,“它让我要去和自己龌龊的父亲对抗,换句话说,就是去和父权做抗争。”

(责编: adm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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